查冊有罪︱《鏗鏘集》編導蔡玉玲查車牌罪成罰款6,000元庭...

港台鏗鏘集《7.21誰主真相》編導蔡玉玲為報道前年721白衣人事件而進行車牌查冊，遭控告虛報查冊用途，案件上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審結，主任裁判官徐綺薇今午作出裁決，指蔡玉玲明知查車牌的用途與交通運輸無關，無論是否出於良好動機，都是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故裁定蔡玉玲罪名成立，罰款6,000元，成為牽涉7.21事件中被定罪判刑的第一人，亦是首次有記者因查冊而遭定罪。散庭後，蔡玉玲在庭上痛哭，律師團隊成員見狀擁抱安慰。

蔡玉玲被控兩項「為著取得道路交通條件下的證明書，明知而作出要項上的虛假陳述」罪，根據《道路交通條例》最高可判處罰款5,000元和監禁6個月。

「是否在『要項』上作出了陳述？」

署長只須基於與「交通及運輸」有關之目的而提供車輛登記冊內資料。被告聲明申請車輛詳情的用途，而相關陳述明顯會影響署長批准申請與否的決定，因此無疑屬要項陳述。

「是否屬要項上『虛假』的陳述？」

署方針對的是要求被告交代她申請車輛證明書作何用途，該用途是針對申請人本身，而非針對涉案車輛曾作甚麼用途。就本案而言，被告並非進行涉及涉案車輛的運輸事宜，也非與涉案車輛在道路上發生意外而需要索取對方的資料作出控告。採訪及報道用途本身與「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並無關係，因此被告所作的是要項上「虛假」的陳述。

「是否『明知』而作出在要項上虛假的陳述？」

被告利用車輛證明書的登記資料查找車主身分，並且用作採訪和報道，並非她在網上申請期間作出聲明時所述是為了「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用途。被告作出申請時，清楚知道自己是為了「查找」、「採訪」及「報道」的用途而作出申請。以上所有用途均不屬於運輸署所提供的三個選項。

蔡玉玲聽判後步出法庭，隨律師進入房間商討，庭外聲援者鼓掌支持。及後她步出會見室，分別與多名庭外人士相擁，雙眼泛淚。其間群眾不斷鼓掌並高喊：「無畏無懼！」「採訪無罪！」「查冊無罪！」而她今午入庭時，庭內的支持者亦稱：「包包，撐你！」

裁判官判刑時稱，無可置疑的是，被告獲得相關資料用於採訪報道當時社會關注事項，但即使為採訪用途，亦必須按運輸署規定，以正確途徑獲取相關資料。考慮到犯案目的及無證據顯示車主受到實際影響，徐官認為可以罰款處理，每項罪名罰款3,000元，即共罰款6,000元。

案情指去年5月17日蔡玉玲經網上申請，取得車輛LV755於前年7月21日的登記證明書；至6月10日再取得當天的證明書。運輸署有三個申請用途供選擇，包括進行法律程序、買賣車輛、其他有關交通或運輸的事宜，蔡揀選第三項。

對於辯方指法例要求運輸署署長收取費用後，不論申請查冊目的，必須提供車輛登記資料予查冊者，裁判官不表認同。裁判官指出，法例規定車主須提供姓名及地址等個人作登記之用，不會預期資料被用作無關的用途。

裁判官續指，假如任何公眾人士均可於網上查冊、只需支付45元便可索取車主的敏感個人資料，而署方卻無權審視目的，則必然嚴重影響車主私隱，而查冊者目的有可能是向車主作出不法行為，例如尋仇或滋擾。署方要保障車主，不能任意公開資料予公眾查閱。

裁判官同意控方觀點，立法機關不可能令公眾有權利用虛假陳述查冊、或容許公眾濫用私隱資料，署長亦無責任基於虛假用途而提供資料。查冊用途明顯只限於與交通或運輸有關的目的，署長有權要求查冊申請人述明用途，確保車輛登記冊資料用得其所，符合立法原意。

裁判官亦指，網上查冊程式要求查冊者必須填報用途，署長須審視用途。綜合上述分析，蔡玉玲填報用途確實構成「要項上的陳述」。

至於蔡玉玲是否作出「虛假」陳述，辯方辯稱蔡是調查懷疑運送襲擊者與武器的車輛，明顯與交通運輸有關。裁判官則認為如此辯解不能成立，因署方是針對查冊者，要求交代查冊用途，而不是針對車輛有何用途。換言之，是否有關交通運輸，取決於被告自己有沒有法律程序、買賣車輛或其他與交通運輸有關的用途。

關於蔡玉玲是否「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辯方陳詞指「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是相當籠統的字句，不同人有不同理解，不足為奇。辯方又援引「代客探監」案例，該案涉及何謂「朋友」，終審法院指就算法庭認為有客觀定義，也不能肯定被告人有相同理解。

不過，裁判官認為該案背景有別於本案，而「朋友」用法的確太過廣泛，不能與本案的「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一語比較。裁判官指蔡玉玲清楚知道自己為了查找車主身份和採訪報道而查冊，用途與涉案車輛完全無關；即使考慮了蔡調查的思疑罪行，也跟「交通及運輸事宜」無關。

裁判官指被告是否有良好動機，並不重要。而且，即使署方提供的用途選項有限或不符合被告需要，被告也不可作出虛假陳述。她大可以嘗試用其他途徑索取資料，例如書面向署方另作申請。被告並非進行涉及涉案車輛的運輸事宜，也不是與涉案車輛在路上發生意外而需要控告對方。她於案中索取資料，明顯是要作採訪和報道，而採訪和報道並非與交通運輸有關，所以是虛假，而她亦是明知而作出虛假陳述。

控方指蔡玉玲將查冊資料用於新聞報道，屬虛報用途。案情指證人畢羽生於2017年登記涉案私家車，車主為康業實業有限公司。去年6月22日蔡到登記地址採訪，翌日畢羽生聯絡蔡，蔡詢問他涉案車輛被市民拍到於721當天在元朗出現一事。其後蔡再致電畢，問其於721當天有否駕駛涉案車輛到元朗。去年7月13日播出的節目，報道了相關內容。

案件上月開審時，主控稱經控辯雙方商討，控方只需呈交兩份運輸署職員的證人供詞，不需傳召任何證人。

控方在審訊時提到，被告查冊取得車輛資料後，到登記地址和經電話做訪問，但訪問本身與交通運輸無關，又指「單單因為第一及第二個選項唔適用，唔代表被告就可以虛假表示係『其他』」。 即使條例英文字眼為署方須提供資料予申請人，亦不應單單考慮條文用字，而是須考慮立法目的。

控方認為，報道不是有關交通運輸的用途，而調查的事件和罪行本身也跟交通運輸無關，立法機關不可能容許這種毫無約束、毫無制約的查冊。控方又指，登記冊的備存是為解決道路上的問題及賠償問題，例如車輛在路上不當行駛，令人造成阻礙或傷亡，從而需要得知擁有人的身份。用作與交通及運輸無關的事，便是「濫用」。

代表蔡玉玲的辯方資深大律師陳政龍否認被告虛報，直指721事件中有人涉嫌用車輛運輸武器犯罪，調查車輛必然是「與交通運輸有關」。辯方引用運房局以往曾公佈傳媒查冊數字，質疑控方指查冊用途不包括新聞報道之說，認為控方將查冊用途局限於「直接」與交通運輸有關，是過於狹窄，顯然錯誤。

辯方分析立法原意，指申報查冊目的只是行政手續，法例僅說署長收費後「須」提供資料，署長無權視乎用途拒絕查冊，連運房局也曾以此為由建議修例。對於控方強調要防止濫用查冊，保障私隱，辯方則指政府可修例，由立法會討論諮詢，法庭不能勉強演繹條文。

【案件編號：WKCC407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