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園街坊撐集會冇問題 反怨工展會阻踢波

山米

天后地鐵站上蓋栢景臺與維園相鄰，1989年入伙，窗外就是維園。醫護人員文小姐入住栢景臺6年，幾乎每天到維園散步。她對維園多個大型活動有微言，批評花卉展和工展會等製造太多垃圾，而且時間太長，妨礙市民使用足球場。不過，說到如六四、七一等場合，她即一改嫌棄的語調，說完全沒有問題，「應該保留這片空間讓人們自由表達」。

不過，除了89年讀中大時參加過百萬人大遊行，文小姐再無參與六四相關集會，主要是因為工作極為忙碌。搬入栢景臺後，她偶有機會在家裡遠眺燭海，大台一字一句也聽得清楚，有時也會拍照紀念。她說，很明顯看到近年參加人數少了，不相信參與人數達到支聯會公佈的十多萬人，「報大數也許出於無力感吧」。她認為即使集會年年行禮如儀，依然十分重要，「有點像教徒去教堂參加彌撒，是慰藉心靈的場合」。

82歲不願透露姓名的伯伯，自落成起就住在栢景臺。89年六四那晚，從事貿易生意的他在公司看電視新聞，心情悲憤激動，雖沒有參加遊行與靜坐，但後來捐了不少錢支持民運。他的太太被血腥鎮壓嚇怕了，六四事件不久後就張羅移民美加，他卻嫌當地不宜做生意，留了幾天就回港，留下兩個兒子在那邊讀書，落地生根。

伯伯說，還是香港好，除了2003年政府表現太差，樓價大跌，氣得他幾乎想參加七一大遊行。不過，現在的他，卻認為中共下令屠城是迫不得已，「若非搞事份子逼迫，政府也不用動武，否則人群像佔中那樣不肯散去，還得了」？他說，立場的轉變來自「人大了就成熟了，經歷多了角度也不同了」。

他批評維園燭光集會「多餘」，而集會人群只不過是「佈景板」。然而，他完全不反對集會，自言家住高層，「關起窗就甚麼也聽不到」。

特約記者 朱雋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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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米

「無敵維園景」影足10年 居民：港最大規模白事

地產網頁是如此推銷維園對面、高士威道商住大廈的樓盤：「開揚海景維園景」、「煙花景」。張朝敦在這裡住了近30年，看盡四季景觀，最牽動他的不是煙花景，而是香港最大規模的「白事」景：年復一年的六四燭光集會。近十年，當數碼相機流行起來，張朝敦養成了一個習慣，在集會開始之初、燭光點亮維園之際，他先從家中窗戶為燭海拍一張照片，才下去參加集會。

特約記者 李寶怡

張朝敦說，集會當晚，家中甚至可以嗅到燭光點燃空氣的味道，「那是一種燭光Present、『就在這裡』的感覺」。好幾年，人數有增有減，有時大會宣佈球場爆滿，入場人士要進草地，「但有些球場是擠得很密，有些卻是鬆動一點的，身在場中其實是看不清的。所以我在落樓前，總可以先俯瞰一個較鬆動的空間，下樓之後直接鑽進那些空間。所以這麼多年來，無論如何我都可以鑽入球場當中集會的」。在張朝敦眼中，這就是「無敵維園景」的另類好處。

張朝敦在大學做研究，本身熱愛收藏舊物、讀歷史，近年常帶領社區古蹟導賞團，他倡議香港立檔案法，「記錄歷史」是他生活的一部份。「『六四』這回事，對我來說，是為紀念一班不為私利的學生的犧牲。我們作為記得這件事的香港人，有責任講真話（指學生被屠殺），那是良知的問題。現在政治環境漸差，我有時懷疑，未來我們還可以在香港辦六四燭光晚會嗎？會不會有哪一天，社會上的人都選擇不再記住這件事」。

基於這種「被忘記」的危機感，張朝敦十年前起在同一角度，拍下燭海，希望給自己和後來的人做個紀錄。由於張朝敦本身就專研磁力共振掃描，對影像的研究用途好敏感，「我總希望往後可用比較科學的方法，用從家中拍下的照片，去估算晚會的出席人數。畢竟每一年警方和大會公佈的數字，相差太遠。但這幾年太忙，還未有時間做到」。

訪問那天，張朝敦向我們展示了近年的燭海照片，由照片可見2009年（20周年）燭光好旺盛、2013滂沱大雨，濛瀧裡雨傘代替了點點燭光，2016年（27周年）明顯比2009年黯淡，「不過，燭光變暗，也可能是蠟燭派完」。張朝敦不忘指着球場的一大片黑。那怕近年「行禮如儀」的批評「淋熄」了好些維園燭光。但張朝敦始終很珍惜、愛護這紀念場合，「近30年都能夠維繫到大班香港人，聚在一起紀念這事，已屬非常難得。我暫時不覺其他組織有任何更佳的紀念六四方法」。

「六四爆發那一年我在唸高中，最關注的是鎮壓的兇殘；後來會多一點關心政權本身，思考中國某天由開明領導帶領下，民主改革、平反六四的一天。但近十年，人成熟了，我更關注死難學生的父母」。張朝敦一路說得平靜，唯獨談到死難者的父母，他哽咽，「這片燭海，其實有着無法代替的象徵意義，像是告訴那些身在各地的六四死難者父母：『那怕六四未被平反，但那些年輕人，卻在這個遙遠的香港，被這裡的人默默記住。』」

這種對死難者的父母的同情，與張朝敦一直有做精神科病患義工有關，「我想與精神病患傾談的過程，培養了自己的同理心，體會到別人的痛苦。這份同理心讓我開始有一種很感受到天安門學生的父母的心情，他們甚至無法為孩子爭取公道。那該是一種無可忍受的煎熬」。他形容這是「開竅」，「從前參加集會要鞠躬，我當是一種儀式；但近年鞠躬的時候，我感到我們鞠躬表達的敬意，不但是對死者，也是我們僅能對他們的父母表達的一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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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註冊後可看大圖 基於「被忘記」的危機感，張朝敦過去十年從家裡拍下窗外的維園燭海。許頌明攝                                 登錄/註冊後可看大圖	登錄/註冊後可看大圖 張朝敦指拍下燭海，是希望給自己和後來的人做個紀錄。許頌明攝                                 登錄/註冊後可看大圖	登錄/註冊後可看大圖 張朝敦表示，暫時不覺其他組織有任何更佳的紀念六四方法。許頌明攝                                 登錄/註冊後可看大圖
登錄/註冊後可看大圖 張朝敦談到六四死難者的父母，不禁哽咽。許頌明攝

山米

掛「耶穌是主」燈牌 牧師憶屠城：上帝去了哪裡？

從維園六四集會人群中，抬頭望天，就會看見球場對面「耶穌是主」的巨型燈牌。無論是否信徒，很多人腦海都曾經閃過這問題：一直望着這地方，耶穌怎麼想？

這塊燈牌來自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辦人何志滌牧師於2003年決定豎起燈牌，「沙士那一年，我們在想給驚惶不安的香港人信心」。至於燈牌成為維園地標、在漫漫長夜為集會人士帶來剎那遐思，牧師微笑說，那是始料不及。

特約記者 李寶怡

六四、七一、年宵、慶回歸活動……社會政治的大事件都在「耶穌是主」底下發生。問牧師，維園裡承載着的大小香港事，有沒有影響到同福堂，要辦特別活動回應或配合多年來維園發生的香港大事？

一頭白髮的何牧師，說得溫和，也謹慎。他指多年來教會活動都沒有特別配合六四、七一等日子，「始終我們主張教會應保持政治中立，尊重弟兄姊妹的取態，所以其實我們絕少在教會辦與政治有關的活動」。

何牧師早年在加拿大唸書、傳道，一直希望回中國傳福音，80年代香港落實主權移交，遂與太太回港定居──回來就碰上了六四和移民潮，「那時候很多人離開香港，但我們為了回歸才回港，當然沒有再想回加拿大」。那個年代，基督徒人心惶惶，擔心中國收緊信仰自由。何牧師初期在金鐘港福堂當主任牧師，後來港福堂人數超過300，大家開始擔心規模變大，局勢一變教會即被一網打盡。於是希望成立不同較小規模的教會、將教友分散。今天座落維園對面的同福堂，就是在那個背景下誕生。


談到六四，何牧師說自己沒有任何政治立場，但仍然深刻，「我很記得六四發生那一天，是星期日凌晨，那一天，我們還要去崇拜，我慶幸那天不用負責講道，因為大家都無話可說。發生如此慘劇，所有牧者都茫然，那一刻難免會問，上帝去了哪裡？」直至2000年初，牧師仍然每一年都去六四燭光集會，「我出席維園燭光晚會，從來不會一起喊口號、唱歌，支持或反對誰。畢竟我們認知都受媒體所限嘛，誰也沒把握說自己掌握了當天的所有真相。我出席，是單純為學生哀悼，覺得他們的父母一定很難過。覺得那是一宗悲劇」。


至2000初期以後，牧師不再參加六四集會。「不去燭光晚會不代表我忘記了死難者。我仍然會在家為他們的父母祈禱，只是覺得沒有必要再去燭光晚會，覺得形式不再重要」。為甚麼？「在那之前（停去燭光集會）的某一個晚上，我感到聖靈充滿了自己，感受到神要我專心傳福音、勸人信耶穌。經歷過這一趟感動之後，我意會到要改變社會，唯一方法是靠福音改變人心，否則任何形式的爭取，都是徒然」。

福音傳播大於凡間現世的事。何牧師這一信念，也貫徹在其他議題，例如教會應否為時政表態，「若果大談政治會阻撓傳福音的任務，那我寧願少談政治而專心傳福音。我的底線就是福音，那一天社會禁止我們傳福音，我一定會表態」。兩傘運動期間，群情洶湧，有教友質疑牧師立場不明確，「我不表態，不代表我漠不關心」。傘運首一個月，他幾乎每天都去佔領區觀察，因擔心有暴力鎮壓、學生安危，也在現場祈禱，「我為學生，但也為官員、也為警察祈禱。我始終覺得自己的觀察有限制，所以不會說支持誰、反對誰」。牧師始終完全地持平。

離開之前，記者問牧師，現在路過維園再有六四集會，還有沒有特別感覺，「說實，我確實沒有很激動了。始終都說，改變城市，不靠人力，唯靠福音」。至於六四當日，上帝到底去了哪裡，29年後的今天，何牧師這樣說：「耶穌一直看着地上發生的事情，但祂怎樣想，我卻不肯定。我只肯定祂終有一天重臨大地，給予最公義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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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註冊後可看大圖 維園球場對面「耶穌是主」的巨型燈牌是何志滌牧師於2003年決定豎起的。設計圖片，李家皓攝                                 登錄/註冊後可看大圖

登錄/註冊後可看大圖 「耶穌是主」燈牌漸漸成為維園地標。李家皓攝                                 登錄/註冊後可看大圖

登錄/註冊後可看大圖 何牧師表示至2000初期以後，不再參加六四集會。李家皓攝

山米

六四關我咩事？少數族裔英文堂學鎮壓史實

「不是中史科老師，不是通識老師，而會教這個議題，我想在香港少之又少，但我會繼續堅持。」英文科教師吳美蘭任教的學校以少數族裔學生為主，初中和高中均不設中史和歷史科，但她會找有關六四的英文資料作教材。她認為學生要在港落地生根，就得認識中國近代發生的重大事件，學會珍惜和維護現時香港還擁有的東西。

記者：黃海燕 程詩敏
攝影：周智堅 伍嘉亮
剪接：魏利民
少數族裔傷感 新移民學生迴響大
吳美蘭老師的名字你未必有印象，但提起2010年在庇利羅士女子中學，有教師趁時任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推銷政改方案時，舉起「我有權選特首」標語，你一定會有印象。教學超過20年，吳老師2012年轉教其他中學，仍然貫徹其「良心老師」作風。她指幸好英文科不像其他科目有特定議題，因而有空間將六四、艾未未等事件放進教材。除了英文報道，她也在堂上播放六四影片，「我可能用英文旁述，或者就這樣給他們看。」隨後讓學生自由在黑板上寫出感受，看到學生的留言，她直言深受感動。

「有同學寫覺得好恐怖，亦有同學說覺得原來自由好珍貴。」她說。少數族裔學生看過六四片段後會表現傷感，內地新來港學生迴響則更大，「說在大陸完全沒收過任何這些信息」。吳老師強調不會強加任何立場觀念給學生，若有學生質疑資料造假，她會鼓勵他們自行翻查當年的香港和外國媒體報道。因為學校不設歷史和中史科，少數族裔學生選修科目以實用和就業為重，所以英文課反而成為了他們認識中國和香港歷史，建構身份認同的機會。

要落地生根 就應知歷史
在討論環節，她問學生若是當時的民運人士，會怎樣做？反過來若是當年的北京政府，又會怎處理？「有學生說若他們是政府，絶對不會開槍，或者傷害自己的學生和市民，會透過對話去解決問題。」她觀察到大部份學生對六四事件感驚訝，有好奇心想了解更多，深信下一代可做到薪火相傳。


不論任何種族的學生，吳老師認為只要打算在港落地生根，就需知道中國近代發生的事，鑑古知今才懂得「好好珍惜，並盡量維護我們現時還擁有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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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註冊後可看大圖 英文科教師吳美蘭有超過20年教學經驗，會用六四英文報道作教材，又會用英語旁述六四影片給學生看。(周智堅攝)

登錄/註冊後可看大圖 中四的溫同學(右)認為六四事件關乎自己國家和上一代，所以與他有關連。(伍嘉亮攝                                 登錄/註冊後可看大圖 )

登錄/註冊後可看大圖 中三的尼泊爾裔學生Urbashi(右)表示她選擇居住香港，就要知道中國和香港的歷史。(周智堅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