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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BNO移民潮:戰後港人歷次「走出去」的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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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21-8-23 20:39:35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2019年6月30日,中國針對香港頒布《香港國安法》,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台灣先後宣佈面向香港居民提供特殊移民簽證渠道,或放寬既有簽證政策。其中,英國國民(海外)簽證(BNO簽證)從2021年1月31日開始接受申請。合資格申請的BNO港人達290萬,連同家眷達520萬人。

英國內政部1月29日正式公布BNO簽證申請詳情時指出,預測第一年將有至少12.3萬名BNO申請循此路赴英,五年內將有至少25.8萬人,最多32.24萬人申請。

據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向BBC中文提供之數據,1985至1997年間,香港共有57.6萬人移居外地。要是申請BNO簽證人數符合英國預測,且全數獲批,則光是循BNO簽證路線移民英國人數,就相當於後過渡期移民潮的一半以上。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20年10月份發佈年度宜居城市評分調查顯示,43.9%受訪者表示打算移民,比2019年增加1.6個百分點。研究所指出,經過統計檢定,這不算有顯著差異。但把2019年9月的結果42.3%與2018年12月的結果比較,差距就達到8.3個百分點——這恰恰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案(反送中)示威前後的差異。

自去年7月英國政府公布BNO簽證政策之後,在北京警告反制,香港建制派呼籲「清理異心者」的氛圍下,移民中介紛紛透露生意增加,外資銀行也開始預測有多少資金會被帶走。「移民潮」似乎要從紙上談兵變成現實。

然而,「香港是個移民社會」、「香港是一座移民城市」……諸如此類的描述不勝枚舉,已經無法追尋個所謂「引文出處」。在香港建城180年之際,「移民潮」一說再次引起熱烈議論,也許只是歷史再次重覆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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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之後——北面的人下來了,這裏的人坐船走了
1841年1月26日,以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Charles Elliot)與北愛爾蘭軍官璞鼎查(Henry Pottinger;港譯砵甸乍)為首的皇家海軍部隊登陸今天的上環水坑口街正式佔領,是為「香港開埠」。從那天起,中外人員經由此地往來世界,除二次大戰與近期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影響外,長期絡繹不絶。

直到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英界與華界居民可自由通過邊界,香港居民移居海外,基本上只是整個華南沿海移民潮的一部分。1925年省港大罷工、1930年代二戰日軍侵華初期從北方逃進香港的難民,和後來1942年日佔香港時期的強迫歸鄉政策,可說是香港首100年期間最有名的大規模移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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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香港邊境羅湖火車站,來自大陸的難民排隊等候辦理入境手續。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中國國民黨政府在一輪外交周旋之後沒有趁機收回香港,英國殖民政府恢復運作。從國共內戰再起,1949年中共建政,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之間,香港最為人所知的移民潮,主要是中國大陸居民南下的歷次「逃港潮」。但同樣在這40年間,一些新界原居民開始離鄉別井,到英國等地定居,甚至在不同地方建立「小香港」。一個人數不那麼顯眼,但有相當影響力的移民潮在持續進行著。

在新界各原居民村莊不難找到這樣的故事,但是以客家人為主的東北部沙頭角和東部西貢的情況尤為明顯,甚至出現西貢鴨洲和鹽田梓(也作鹽田仔)幾近全島荒廢的局面。西貢鄉民移民的原因主要與香港東部漁獲減少有關,沙頭角則主要因為1951年中共新政府與港英政府分別實施邊防管理和設立邊境禁區,讓本屬同一宗族的深圳河兩岸村莊一分為二,一些邊界兩面村民跨境擁有的農地雖然在中方「跨境耕作證」制度下得以繼續運轉,但整個地區的農業還是日漸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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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陸上邊境設立禁區讓沙頭角等地村莊青年外出打工有困難,也是促使他們移民英國的原因之一。

英國成為了這些村民出外謀生的目的地,主要是因為英國本土訂立《1948年英國國籍法》,讓包括香港在內的殖民地居民成為「聯合王國及殖民地公民」(Citiz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olonies; CUKC),當中包含英國居留權與工作權,以吸引殖民地居民赴英填補戰後勞工短缺。這些新界人基本上與來自加勒比海的「疾風一代」(Windrush Generation)同時抵英。

沙頭角眾村當中,連麻坑村可算是「知名僑鄉」,二次大戰前同鄉已遍布暹羅(今泰國)、北婆羅洲沙巴州(今東馬來西亞沙巴州)、牙買加、巴拿馬等地,出過中國同盟會暹羅分會成員葉定仕、馬來亞共產黨(馬共)中央委員劉一帆等人物。前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所創「團結香港基金」旗下香港地方志辦公室2015年編篡之《蓮麻坑村志》提到,當時赴英手續容易,而由於到香港市區當建築工人挑泥,一周工資為21港元,但在英國,以餐館雜役為例,一周至少有5英鎊,相當於80港元,對這些新界鄉民來說十分吸引。

1950年代的沙頭角鄉民也有跟隨祖輩足跡響應務工而移居東南亞。英國薩塞克斯大學地理系斯凱爾頓榮休教授(Prof Ronald Skeldon)是一位曾在香港任教和研究多年的人口遷移專家,他在《不情願的流亡:香港移民與新海外華人》一書中提到,英屬北婆羅洲、文萊和沙撈越等地曾提供這樣的三年工作合同。一些連麻坑村村民自此在沙巴州定居,原英屬北婆羅洲首府山打根(Sandakan)自此被稱為「小香港」。

戰後香港民用航空尚未普及,這些香港新界人得花一個月甚至更長時間,搭乘輪船赴英。這些以男性為主的村民抵達英國落戶後,又會協助其他同村兄弟離港赴英。雖然英國在1962年收緊居留權規定,但到了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這些「拓荒者」陸續申請新界的妻子兒女赴英團聚。

就這樣,又一波人出去了。香港啟德國際機場細小但繁忙的航站樓中不時上演半村子人聯群結隊,歡送穿衣隆重的村民踏上移民之旅的場景。

倫敦華埠商會主席鄧柱廷多年前接受BBC中文專訪時說,他在1970年代來到倫敦華埠時,90%商家都跟他一樣來自香港新界。他說:「我們那一代人來英國就是做餐館的最多。」

今天香港粵語中常有「洗大餅」一說,意思便是指移民到外國後到中餐館洗盤碗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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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從新界移民英國的多數是村內男丁,抵埗之後會安排更多同村兄弟赴英,到1970年代則是陸續安排妻兒赴英團聚。

居英連麻坑村村民有不少聚居於曼徹斯特(Manchester)。曼城華人之家資料稱,連麻坑村葉氏為當地最常見之華人姓氏,然後還有來自大埔船灣11村的彭氏和李氏。該會創辦人黃葉莉薇(Jenny Wong)也是連麻坑村人。專門研究新界邊境歷史的獨立學者阮志在2012年出版的《從沙頭角連麻坑村說起》一書中指出,曼城城南墓園裏能找到幾位已故村民的墳墓,碑文上以中文寫上籍貫為「香港新界連麻坑村」,或按照英國租借新界前寫法「中國寶安縣連麻坑村」。

阮志引述黃葉莉薇指出了另一個讓新界人離港赴英的理由:港英政府銳意發展新界,導致農地減少——1959年,第一個新市鎮在新界西南荃灣區建立,沙田、屯門、大埔、上水等則在1970年代相繼建立,不少原居民的田地在這過程中遭到徵收和拆遷。

一些新界居民也在這段時間移民到荷蘭、愛爾蘭共和國等其他歐洲國家。2020年當選愛爾蘭都柏林市長的朱頌霏(Hazel Chu),其父親就是沙頭角雞谷樹下村村民。

新界居民移民海外對香港人口結構的影響可以說相對有限。據香港政府統計處公開提供之人口淨遷移數據(入境與出境人口之差),1961至1980年間,除了1961年出現淨移出2.45萬人,1966年淨移出1.86萬人外,大多數時間都錄得遠高於此的淨移入數字,最高峰於1979年有19.79萬人淨移入香港。

但是對於這些原居民村而言,影響可以是毀滅性的。前英屬香港新界政務署署長許舒博士(Dr James Hayes)在《新界百年史》中提到西貢企嶺下老圍村與新圍村的例子,他在1990年到訪時只剩四戶人(以一家四口推算即約16人),村代表(村長)說許多人都移民到英國了,要是全都回來過春節,就會有140人。

後過渡期與「六四」之後——「太空人」去了又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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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敲定了英國在1997年把新界租借地與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割讓地一併歸還中國的安排。

1982年9月,時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問中國,正式提出香港前途談判。在此之前,《1981年英國國籍法》的通過,改變了香港人在英國的地位。已入英籍的香港人從CUCK重新歸類為英國屬土公民(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ies Citizen; BDTC),相對於本土的英國公民(British Citizen),不再享有英國居留權和就業權,赴英定居程序與一般外國人無異。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簽署,香港在1997年移交中國成為定局。英國在1986年再訂立《1986年香港(英國國籍)令》,創設英國國民(海外)身份(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BNO),讓香港BDTC在移交後能保持與英國的一定關係。

雖然《聯合聲明》簽訂後,香港社會上已經開始有移民的討論,但真正引爆移民潮的還是1989年「六四」事件。香港經歷了上百萬居民上街聲援北京學運的情景之後,天安門鎮壓留下的陰影籠罩香港。資深記者謝志峰、鄧翼群在合著《曾是香港蠱惑男》中形容,「更多香港人對主權移交後的前景感到悲觀和恐懼」。

此後一段時間,各國領事館或英聯邦國家駐港專員公署外大批港人排隊領取移民申請表格的場景不時出現在新聞報道中。1989年4月,港英政府行政司曹廣榮在英屬香港立法局會議上回答有關移民情況的議員質詢時介紹說,加拿大是最多港人選擇的移民目的地,其次是美國和澳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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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趕著在最後限期前申領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港人擠滿灣仔入境處總部大樓內外。

謝志峰、鄧翼群的著作就提到,加拿大卑詩省(英屬哥倫比亞省;BC省)列治文市(Richmond, British Columbia)從此成為了另一個「小香港」。謝志峰還這樣形容他本人與妻子申請移民加拿大時有多容易:「初時以為要考英文(參加英語水平考試)之類,未想到順利無比,什麼都不用考,連領事館都不用去,已有批文接受我們移民。」

從香港保安局向BBC中文提供的香港居民移居外地的估算數字所見,1985年有2.23萬人移居外地,1986年略為回落至1.9萬,但此後持續上升至1992年的最高峰6.62萬。

但這數字有其不能作凖之處:曹廣榮曾在立法局會議上解釋,港府主要根據向皇家香港警務處申請簽發「無犯罪紀錄證明書」(俗稱良民證)數字、各國駐香港外交機構提供的入境簽證簽發數字,以及人民入境事務處的香港居民淨外移人數紀錄來估算移民數字。

據香港保安局對BBC中文介紹,特區政府推算移民數字的方法大同小異。保安局指出:「獲發無犯罪紀錄證明書的人士未必都能成功申請移居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簽證,而取得移民簽證的人士亦不一定會最終移居有關國家或地區。因此,在詮釋有關估算時,必須考慮上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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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潮產生了「太空人」現象,意思是移民家庭留下一位家中經濟支柱在香港工作賺錢,而這通常是父親,剩下母親帶著孩子在新的定居地居留,以滿足入籍所需的居留年數,俗稱「坐移民監」,然後留港的定期赴「新家」看望親人。香港《星島日報》不下一次記載這樣一個傳說:一位富有的醫生把妻兒送往澳大利亞,自己留在香港工作,每逢星期五晚飛往悉尼與家人度周末,再趕星期天晚上返回香港的航班,正好趕上星期一上班。

高峰過後,香港反而出現了「回流潮」,不少已經取得外國公民身份與居留權的移民港人返回香港定居。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榮休教授林潔珍與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研究教授廖柏偉在1998年的一部合著中解釋,這一波移民潮隨著加拿大與澳大利亞等國收緊移民配額而回落,澳加與美國等自身經濟不景則導致了回流潮的出現。

在這期間,英國於1990年推出「英國國籍甄選計劃」,也就是「居英權計劃」,讓香港總督提名的5萬個合資格家庭直接取得英國公民身份與英國居留權。其目的之一在於因應「六四」事件的衝擊安撫香港民心,減慢人才與資金流失。

這實際上是一項免除申請人「坐移民監」的積分制移民英國計劃。申請人必須是BDTC,還必須是專業人士、政府公務員、華籍英兵等身份,審查當局繼而按照其年齡、工作經驗、教育程度、英語水平、與英國的關係、有否從事公共或社會服務和有否任何特殊情況打分,繼而決定是否批出英國公民身份與居留權。

雖然該段期間移民十分普遍,但香港電台電視部知名時事欄目《鏗鏘集》曾報道,許多獲批居英權的人都不敢公開身份,怕政治敏感,不想惹麻煩。

北京也不滿英方的安排。1996年5月15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對來自「居英權計劃」的英國公民身份不予承認,也表明持有BNO護照的「香港中國同胞」均為中國公民。

《香港國安法》之後——未知的境況
「97移民潮」過去,香港先後經歷2003年《基本法》23條國安立法爭議、2014年雨傘運動(「佔領中環運」動)、2016年旺角衝突和立法會宣誓風波等事件,來到2019年再發生「反送中」示威,到2020年《香港國安法》來臨。參考香港保安局的估算數字,香港自2003年起每年不超過1萬人移居外地,2018、2019年更只有7000人左右。

香港保安局的數字與香港警務處同一時間段的「良民證」申請數字走勢存在矛盾:2015至2019年間「良民證」申請人數持續增加。雖然警務處向BBC中文指出,「良民證」也可用於非移民簽證以及領養兒童申請,但不少媒體都傾向認為這是移民潮湧現的指標。

英國內政部在公布BNO簽證申請細節時預測五年內有最多32.24萬人申請之餘,還透露從2020年7月15日到2021年1月13日,大約7000名BNO及其受養人獲批「特許入境許可」(Leave outside the Rules; LOTR),已經在英國逗留。預料他們將是最先申請的一群。由於LOTR是申請人抵達英國邊境關卡時當場提出申請,這7000名港人估計沒有被計算到香港保安局的數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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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還有一群人比申請LOTR等待BNO簽證開放申請的那一群更早落腳英倫。

Gwyneth(化名)是一位80後BNO,她的丈夫因為父親生於澳門,在1999年治權移交前取得葡萄牙公民身份。他們在2018年夏天決定帶著還在上幼兒園的兒子移居英國。

「脫歐是主要原因,因為脫歐後就沒了這條路了。加上當時香港的環境也每況越下,我丈夫又在英國從初中讀到大學,所以還是想回去。」Gwyneth這樣對BBC中文形容她一家三口離開香港的理由。

2020年12月31日深夜,脫歐過渡期結束,歐盟人員自由流動不再適用於英國,但已經居於英國的歐盟公民——包括葡籍澳門人——可循「歐盟定居計劃」申請定居身份,如果未住滿五年就會先給予「凖定居」身份。取得定居身份再住滿一年,就能申請英國公民身份。

Gwyneth與丈夫離開香港前從事航空業,到英國之後住在倫敦以西的伯克郡(Berkshire)。丈夫花了半年總算找到了老本行職位,她則暫時留家照顧孩子。一家人已經辦好了「凖定居」身份,安頓下來。「反送中」示威爆發至今,她有不下30個朋友找她諮詢移民英國事宜。

「多數是老同事,中學同學也有十個八個,有些是十幾年沒見過面的。」

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最新推算,目前香港人口為751萬。美銀證券(BofA Securities)1月中發表的投資市場研究報告認為,2021年將有2802.43億港元資金(361.46億美元;2323.34億元人民幣)因港人移民英國而流出香港,未來五年則合共帶走5880.53億港元。相當於「香港央行」的香港金融管理局出面反駁,稱目前看不到有資金外流。一些本地投資銀行也稱,中國大陸資金「北水」正持續流入香港,美銀證券所提出的這個金額不足以撼動與美元掛鉤的港元匯價。

英國公布BNO簽證計劃具體申請辦法不到24小時,中國外交部宣佈從1月31日起不再承認BNO護照為合法證件,並表明保留進一步反制英方權利。特區政府跟進公布具體措施,包括不得使用BNO護照在香港出入境。這些措施將產生多大程度的實際影響仍待觀察,新冠病毒疫情尚未退卻預料也將繼續窒礙國際旅行與移民流動。

但多位親北京政治人物早於2020年7月英方公布BNO簽證政策時已公開呼籲制裁BNO簽證申請人。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最近便提出,北京不但應當依照中國《國籍法》既有規定,撤銷取得英籍港人的中國國籍,更應撤銷他們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葉劉淑儀擔任港英政府副行政處長時為人熟悉的一項工作,正是推廣「居英權」計劃。作為港英政府最後一任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和香港特區首任入境事務處處長,也算是港人英國國籍登記與BNO護照簽發的最後一批港方主管官員。她在2003年「23條」國安立法失敗之後辭任保安局局長,2008年當選立法會議員回歸政壇。

具備律師資格的《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撰文警告,像葉劉淑儀建議的這類反制措施只會是傷害上百萬留港居民的「七傷拳」——「先傷己後傷敵,甚至傷己大於傷敵」;曾任中共在港報章《文匯報》副總編輯的時事評論員程翔更認為,這是北京想要對香港採取「留港不留人」策略的跡象之一。

而在英國公布BNO簽證細節前夕,加拿大外交部也公開警告中國有嚴格執行《國籍法》,在香港取締雙重國籍的跡象,呼籲在港加國公民——而這包括了不少回流港人移民——遇事時堅稱自己是加國公民,以獲得領事保護。《星島日報》加東版引述前加拿大駐北京大使趙樸(Guy Saint-Jacques)說:「這是另一個重要的發展,看起來中國現在正把其公民法應用在香港,並迫使人們選邊站。」

與此同時,中國與澳大利亞的外交對峙也不見有緩和跡象。在一些香港媒體大談澳大利亞龍蝦割價甩賣的口腹之樂之際,堪培拉對港移民簽證政策會否有何變化不得而知。

而在美國政權更迭,拜登仍未表態會否撤銷把香港特區護照降格等對華、對港制裁,和優待香港難民措施之際,在中國解放軍軍機繞飛台灣北京國防部放話「玩火者必自焚,『台獨』就意味著戰爭」之際,這兩個移居熱門目的地是否合適,有意移民的港人恐怕得再費煞思量。

在這種種政治變數之下,加上新冠疫情帶來的環球經濟陰霾與異地生活成本考量,香港最終有多少人會選擇離鄉別井,還是個問號。
 樓主| 發表於 2021-8-23 20:54:24 | 顯示全部樓層

習近平提「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 , 大型私企或成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提出「共同富裕」時稱,要加強對高收入的規範和調節,依法保護合法收入,合理調節過高收入。 講話一齣一片嘩然。

有分析認為,中國當局所謂的"共同富裕"意在鞏固社會底層民眾對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支持,而下一步或向大型私企開刀,通過「綁架式」慈善助當局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政治學教授夏明在BBC中文的訪問中形容,共同富裕是一種「兜底」的方式,即「讓那些重新要返貧的人不至於完全墮入沒法挽救的境地,最後成為社會動亂的根源。」 但夏明教授認為,反全球化和高企的家庭債務導致中國經濟處於目前非常艱難的處境。

共同富裕還是殺雞取卵?
在過去半年多時間裏,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反壟斷等議題是中共應對經濟工作的重點。監管之手從互聯網企業伸向到其他行業。網約車巨頭滴滴出行、食品外賣平台美團,以及教育培訓公司新東方等大型民營企業紛紛遭到整肅,引發了巨大的市場波動。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騰訊也難逃規管,旗下社交媒體軟件微信罕見地遭到民事公益起訴。在8月17日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 中共強調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

本周三(8月18日)公布的一份會議紀要還稱,要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

「共同富裕」一詞在中國去年宣佈成功減貧之後,開始廣泛出現。過去40年的快速經濟發展讓中國大部分人擺脫了貧困,但貧富差距依然嚴重。新冠疫情的出現更拉大了這種差距。疫情幾乎沒有影響到中國上層階級的收入,但下層階級的工資卻停滯不前,甚至下降。

儘管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近年仍在0.46到0.47較高位徘徊。 根據中國經濟學家任澤平的研究,中國高低收入比的均值為10.64,處於在世界中等偏高水平。

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國獨立學者分析稱,中國當局嚴苛的清零抗疫政策是導致絶對貧困階級擴大的重要原因,包括對人口流動的限製造成底層人民就業困難。「但北京高層不願意自我檢討,反而把目標指向了在疫情期間財富增加的商界新貴,」 他說。 他認為,北京本可以通過對中小企業和國營企業增加補貼來減緩貧富差距。

這位居住在北京的學者認為,中共在今年年初宣佈實現脫貧,中國進入小康社會以後,意識到貧富分化在過去一年半的疫情中加速擴大,而以課外培訓教育為代表的新興行業在疫情中獲利,其市場的擴充幾乎與貧富差距擴大是同步的,遭遇監管重手。

夏明教授認為,中國經濟目前處於非常艱難的處境。一方面由於中國出現反全球化傾向,另一方面是中國金融存在不少家庭債務,許多家庭包括農村家庭利用金融寬鬆政策進行貸款,或舉債炒房,同時參與了許多影子銀行的投資活動。

「這導致許多家庭面臨破產的風險,意味著許多貧窮人口會重新返貧,甚至中產階級也面臨返貧的風險。」夏明說。

對於如何減緩貧富差距,近日的高層會議透露,中國將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凖性。 然而,具體措施依然模糊。一些分析認為,有跡象顯示當局將加大力度監管大型私人企業,防止這些企業將資產轉移到國外。

這部分解釋了上個月滴滴出行在赴美上市後遭遇網絡安全審查,隨後中國網信辦發佈《網絡安全審查辦法》,擬要求擁有超過100萬用戶個人信息的運營商在赴國外上市時,必須向相關機構申報有關網絡安全的審查。

不過,這些做法也存在風險。夏明教授說,「如果企業家投資乏力,企業擴張緩慢,不再繼續創造就業,也不再擴展財富創造,那麼從長遠來看,目前所謂的共同富裕政策就會變成殺雞取卵,我覺得是很危險的。

三次分配「還是脅迫慈善?
對於如何達致共同富裕,習近平在會議上提出「三次分配」的說法,外界擔心中共將以「脅迫」慈善的手段減緩貧富差距。

會議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經濟制度中的分配是指將一定時期內創造的國民收入,按一定方式在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分配,形成流量的收入分配格局和存量的財產分配格局。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曾提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的「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側重公平原則,通過稅收、社會保重支出等進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過自願捐贈而進行的分配。

「三次分配」的說法並非第一次在中央政策中出現。在2019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首次明確了「第三次分配」為收入分配製度體系的重要組成,確立慈善等公益事業在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分析認為,「第三次分配」本來意味著個人和企業受到道德感召而把一部分可支配收入捐贈出去,但在中國的體制下,企業將在政策的驅使下被迫做慈善。

前述獨立學者指出, 中國慈善的意義與美國19世紀出現的慈善有所不同。西方強調財富是福音,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避免因貧富差距擴大造成的階級矛盾加劇;而中國的新興階層沒有道德負擔,他們所面臨的壓力來自國家對於貧富差距帶來社會動蕩的擔憂。

「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干預越來越強,經濟控制的跡象和趨勢越來越強,」他說。他認為,中國的企業家在中國底層民眾對貧富擴大的不滿,中美關係緊張,以及全球化在中國受到不信任的情況下,「成為替罪羊」。

他還說,鑒於中國公民社會在過去幾年受到嚴重打壓,完全獨立運作的NGO幾乎已經不存在,預計大型企業捐贈的對象大部分是政府扶持的基金會和NGO。

夏明教授認為,與西方國家對待企業做慈善的方式不同,中國最終會抑制企業在社會發揮靈活作用,避免他們凝聚成一股公民社會力量。

該中共會議結束後僅僅一天,騰訊就開始響應高層的指示。8月18日,騰訊宣佈再次增加500億元資金,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劃」。稱將結合自身的數字和科技能力,在諸如鄉村振興、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層醫療體系完善、教育均衡發展等民生領域提供持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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