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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776到2016:美國獨立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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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6-11-12 13:34:20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筆陣:從1776到2016:美國獨立的反思 /文:袁彌昌

【明報文章】近日的宣誓風波,令港獨問題再次成為焦點,筆者自然又要挑個個案來作「歷史拼對」。選上美國獨立的例子除了它與香港情况的相似性之外,亦發現獨立分子或革命派在美國獨立或革命中的作用其實原本相當有限,反而是英國打擊獨立分子的強硬與不肯妥協,起了最關鍵的推波助瀾作用,在一兩年間令全體公眾意見迅速倒向獨立一方,一口氣衝破臨界點,最後踏上獨立與革命的不歸路。

儘管已有《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緩衝,但北京與香港在法制上的衝突,與英國和其北美殖民地的憲制爭端有着不少共通點:這項憲制爭端的核心被視為關於統治權的衝突,基本上從1765年的《印花稅法案》(Stamp Act)開始到美國獨立戰爭爆發,歷時10年——北美殖民地人民從最初反對英國議會向他們徵稅的權力,到最終徹底反對英國議會為他們立法的權力。大英帝國一方認為英國議會無疑擁有主權權利或北美的統治權,但支持北美的一方則認為當地人民的同意才是最根本的重點——這不就像國家主權與「港人治港」之間的矛盾嗎?

革命非不可避免

令人感到無奈與惋惜的是,即使到了1774年和1775年的時候,大西洋兩岸仍有不少人在竭力避免戰爭。不僅大陸議會(即美國國會前身)中的溫和派仍佔實際上的多數,在英國議會中,最傑出、最受尊敬的上議院的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1st Earl of Chatham)和下議院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現代保守主義之父)均呼籲及警告英國政府謹慎行事,避免將衝突升級,否則將失去珍貴的北美殖民地,得不償失。

這裏值得留意的,是在大陸議會中領導溫和派的約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如果放在香港的環境裏,迪金森就是一個「湯家驊式」的人物。迪金森在英國接受法律教育,他相信英國與北美殖民地的衝突,只是暫時的失常,只是一次家庭的內部爭吵,有天終會平息的,因此他堅信一定存在某條中間道路,既能保護殖民地權利,又能避免北美獨立。由於英國肯定不會允許北美和平地脫離帝國,這意味着戰爭,而在這場戰爭中美國沒有希望獲勝。因此迪金森主張組建一個和平委員會,通過協商與英國達成某種明智的妥協。在危機還停留在法制衝突階段時,迪金森的妥協思想的確可提供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這也明顯是皮特和伯克等英國政治家願意擁護的方案。但這溫和計劃有一個大前提,就是有一位能夠接受和解的英國國王。

然而,英王喬治三世並沒有去扮演這樣一位國王的角色。大陸議會在1774年10月曾向喬治三世發送《致英王請願書》,又在1775年6月的碉堡山戰役後,向倫敦發送了《橄欖枝請願書》,兩次重申向英王效忠,呼籲和平解決殖民地問題。至於英國國會,也在1775年2月通過了諾斯勳爵草擬的《安撫決議案》,准許效忠英王的省份免稅。可是這些和解意願最終全數落空,碉堡山戰役促使喬治三世在8月發布《平叛詔書》(Proclamation of Rebellion),宣布北美全部殖民地處於叛亂狀態,雙方逐漸陷入全面戰爭。

針對一小撮人的危險性

令情况急轉直下的,還有1776年1月,39歲的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的一本50頁小冊子《常識》(Common Sense)在北美出版,論證了北美殖民地獨立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為美國獨立打下了理論依據。值得留意的是,《常識》以人們習慣的日常語言所寫成,既通俗易懂又引人入勝,成為了當時指向喬治三世的總控訴書,造成轟動並風行各地,短短3個月就賣出了15萬冊。由於這本書的影響,到了1776年春天,支持北美獨立的人在大陸議會中終於從少數發展為多數,於是大陸會議在1776年7月2日宣布13個殖民地脫離英國獨立,7月4日通過了《美國獨立宣言》。

當然,誰也看得出目前香港的情况,怎樣也未至於會出現港獨,但其軌迹卻已開始與美國獨立前的一系列互動與對抗升級的情况變得相近:相信大家也聽說過1773年12月發生的波士頓茶葉黨事件(Boston Tea Party)這一標誌性事件。當時革命組織茶葉黨化妝成印第安人,將停泊在波士頓港口的英國貨輪上運載的342箱茶葉拋入海中,以此表示對英國國會的抗議。這導致了1774年英國政府通過一系列強制法案,旨在加強控制。這些法案雖然是針對麻塞諸塞州,但被北美人民稱作「不可容忍的法案」(the Intolerable Acts),引發殖民地的連串反抗行動,最終導致1775年4月美國獨立戰爭爆發。

所以令筆者感到擔憂的,是佔領運動、旺角騷亂和本土港獨勢力冒起等一連串事件,很可能正充當着美國革命中波士頓茶葉黨事件的角色,迫使中央加強對香港的控制,卻只激化了雙方矛盾,使政治危機更形惡化,甚至令雙方都沒有退路。

實際上,在美國革命中,北美殖民地中對獨立最為狂熱的只有新英格蘭人,而中部的幾個殖民地都屬溫和派的,甚至在戰爭爆發後仍認為要不惜一切代價來避免獨立。但英國政府針對麻塞諸塞州的一系列法案,卻引發了其他殖民地人民的憤怒與抵抗,成為引發美國革命的重要因素。情况有如鼓吹港獨的大部分都是年輕人,但中央的針對性與懲誡性措施,即使有着充分的合法性和憲法基礎,但長此下去藉此樹立榜樣和昭示權威,早晚還是會引起其他市民的不滿和憤慨。而美國獨立的例子亦顯示出,英國對於主權的不容談判的原則非但無助於解決問題,反而是火上加油。此情况下只要再加上一本膾炙人口的《常識》,便會成為燎原大火。無奈在今天社交媒體的時代裏,最不缺的就是像《常識》這種宣傳品。

不該有「強硬的一國兩制」

可能有人會說:香港又不是北美,港獨怎樣也搞不起來,對之強硬些也不成問題。但我們可不要忘記,現在香港行的不是殖民地統治,而是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可是遠比殖民地統治纖細脆弱的,一不小心便會賠上一國兩制整個體制,以及世界對一國兩制和國家的信心。

亦正正因為香港行的是一國兩制,所以無論在前設上抑或原則上,根本就不該出現「強硬的一國兩制」,否則一開始就不用搞什麼一國兩制了,只要「一國一制」就可以了。因此「強硬的一國兩制」本身就是個悖論,或怎樣也是個注定不得善果的政策。美國獨立的例子讓我們了解到,即令憲法上英國無論在什麼情况下都擁有立法權的地位,但北美殖民地的人民還是經不起這種煎熬,寧願鋌而走險,其最終勝利亦成為了英國統治史上最大的失誤與污點。

事實上,戰爭期間英國政府內閣曾提出一個方案,建議對大英帝國進行局部重組,給予北美殖民地一部分對自身內部事務的控制權;而作為回報,北美殖民地需要重新對國王宣誓效忠——這不就是活脫脫的一國兩制典型嗎?亦側面印證了解決問題需要的是富彈性及妥協性,而非「強硬的一國兩制」。可惜方案在戰爭爆發後兩年才提出卻為時已晚,北美當時除了徹底獨立已別無他途。

相反,香港的情况卻非無可挽回——近日的釋法風波其實一定程度帶有上述英國方案中殖民地重新對國王宣誓效忠的含意,只是國家不應單方面要求效忠,而是也應如英國般,重新確認香港對自身內部事務的控制權以作為回報—— 一國兩制應建立在這種相互承認的原則之上,而非一面倒從國家主權出發,這樣的話港獨亦不足為慮。

現在中央的做法就恰似為了消滅港獨而在摧毁一國兩制,其邏輯與美軍在越戰中的「名言」——「we had to destroy the village in order to save it」,為打擊一小撮潛伏的越共分子而寧願毁滅整條村莊——並無二致。當權者對此一定要慎之又慎。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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