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示威半年後：六千多名被捕示威者面臨的審判與後續

山米

香港示威浪潮至今持續超過六個月，官方表示至12月9日為止被捕人數超過6000人，是1967年香港左派發起的「六七暴動」後最多人被捕的社會運動。

香港警方提供的數字顯示，被捕者當中已經起訴接近1000人，而其中超過一半被控暴動罪，如果罪成，這些人可能面對最高10年的監禁。但在這之前，他們都可能面對長達數年的司法程序。

這次社會運動引起的司法訴訟，也引起一些要求檢討香港刑法和司法程序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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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由香港政府建議修訂《逃犯條例》引起的示威浪潮至今已經持續半年，香港人究竟在爭取什麼？來聽聽他們的心聲。

司法過程

據香港媒體2017年的數字顯示，香港的監獄和懲教所最多可容納約8400名囚犯，而政府的數字顯示目前約有8000名在囚人士。

但是並不是所有被捕人士最終都會被判囚。目前來說，示威者被控檢後，他們面對的刑事檢控過程與一般案件無異。香港警方會先就案件作出調查，然後把證據交給律政司決定是否提出檢控，也會決定以什麼罪名檢控。

如果被告不服法庭的裁決，可以申請提出上訴，讓高一級的法庭審視原審是否有錯誤，直至上訴到終審法院。

香港的司法程序可以十分漫長，例如戴耀廷等人在2014年發起「佔領中環」後，到2018年才被起訴，今年4月罪成。其中戴耀廷提出上訴，獲法庭准許保釋等候上訴，明年2月再次審理。

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和葛佩帆早前先後建議，政府應該與司法機構商討設立特別法庭，專門處理與反修例示威浪潮有關的案件。另一名建制派議員梁美芬更在立法會會議期間提出，香港政府應與司法機構商討讓法庭24小時運作，加快審理案件的速度。

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沒有直接回應建議，只表示法庭會按需要作出彈性安排。

被捕香港示威者大多是年輕人

其中21至25歲佔最多

暴動罪爭議

香港警方提供的數字顯示，被捕示威者大多面對暴動罪、非法集結罪和藏有攻擊性武器等指控。其中暴動罪懲罰最嚴厲，最高可以判囚10年。非法集結罪最高的刑罰是五年。

香港政府在「六七暴動」後甚少引用暴動罪，至2016年旺角騷亂一案，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去年6月被裁定暴動罪成，判囚六年，而另外一名被告盧建民也被裁定暴動罪成，入獄七年。案中第三名早前認罪的被告黃家駒就入獄三年半。

一些香港法律專家留意到，香港法律中的「暴動罪」其實很容易成立，法律條文指明如果一個人參加非法集結（即是沒有事先通知警方、而有三個人或以上的集會或遊行），而集結被認為「破壞社會安寧」，就可以被視為「參加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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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修例風波至今超6000人被捕

這是當地主權移交以來最嚴重的政治風波

• 當中被檢控人數956人
• 其中被控暴動暴人數517人
  
  
• 被捕人當中，報稱為學生有2393人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截至12月9 日）香港大律師公會執委石書銘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舉例，三個人推倒在馬路旁的鐵欄令其他人受傷、或如果他們破壞財物，已經可以視為暴動。之後如果其他人衝出馬路，即使他們沒有推倒鐵欄，也可以視為牽涉在暴動之中。

但他同時指出，律政司是否以暴動罪控告這些人，需要視乎證據和事實，也要檢視事情的嚴重性。

兩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區諾軒和朱凱廸早前提出收緊暴動罪的定義，包括指明當事人的行為必須牽涉暴力行為、以及參加者有「共同目的」等。兩人建議將暴動罪的最高刑罰降至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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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戴耀廷到2018年才被起訴，香港一些媒體批評過程太漫長。


就業問題

通常來說，在香港犯下刑事罪行被法庭定罪後，就會留下刑事紀錄（俗稱「案底」），大多僱主聘請員工時都會查詢應徵者有沒有案底。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09年曾經發表調查，受訪的釋囚中約70%透露求職期間被僱主歧視，大部份也表示面試的時候有向僱主透露自己曾經犯案，之後不獲聘用。

香港示威浪潮除了政治上要求改革，在民間也產生了一個支持政治理念與示威者相近商店的趨勢，一些支持示威活動的商店和公司也先後聲稱會優先聘請因為示威浪潮被捕的示威者。

多個泛民主派政黨在區議會選舉後，明言會聘請示威者當議員助理，不論他們是否被拘捕、檢控或定罪都會考慮。

山米

香港示威半年後：經濟困局與可能出路

香港社會動蕩已持續半年，大部分衝突發生在周末，往日熙熙攘攘的街頭，成了警察和黑衣人的戰場，時常充斥著燃燒彈和催淚煙。

原本人頭攢動的尖沙咀海港城，少了操著普通話在奢侈品店門口排隊的遊客。奢侈品銷售連續三個月降幅超四成。

上水和沙田的藥妝店內，少了拖著購物車的水貨客。接待的中國內地旅行團從日均300個降到最低一天14個。全港零售業也在「黃金十月」直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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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國慶假期本來是香港零售攤檔的賺錢時間，但受示威影響，遊客數字下跌。

有人歡喜有人愁。對於一些香港居民而言，一夜之間，原本狹窄的人行道有了騰挪的空間，自己絶不會光顧的水貨店關門歇業，擠在居民區成排的旅遊大巴忽然消失，蕭條之下的「難得清靜」，不失為一件好事。

但對於旺角女人街的攤主來說，日子不好過，租約早已簽，租金還要交，收入突然腰斬。當蕭條持續半年還不見好轉，脆弱的小商販不得不停止營業，另尋活路。

在官方的語境中，社會動蕩和貿易戰使香港內外交困，一場「經濟颱風」直撲香港，破壞力更甚於2003年的「非典」疫情（香港稱「沙士」）。

香港經濟跌落谷底？

「直觀上看經濟形勢確實很嚴峻。」香港中文大學房地產及金融助理教授胡榮表示，主要原因是連續半年的局勢不穩，這給旅遊業帶來持續負面影響。

旅遊業相關產業，如酒店、零售業受挫最嚴重。據香港財政司長陳茂波粗略估算，在第三季經濟2.9%的負增長中，超過2個百分點的跌幅是源於零售、餐飲及酒店等行業受到直接而嚴重的衝擊。

遊客的多少、店鋪的興衰，可立即被居民和媒體感知，這些產業又吸納大量就業，因此零售業兩位數的萎縮，不免讓人有經濟驟然遇冷之感。

那麼當前的「冷」真的冷過「非典」時期的香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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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僅看就業，現在香港的經濟要好得多，在示威爆發後，失業率僅微升0.3個百分點至3.1%。而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後，二三季的失業率都達到8.6%，比此前一年平均上浮一個百分點左右。

但不代表現在的日子更好過，更宏觀數字反映的畫面要暗淡得多。今年第三季度香港GDP下跌2.9%，而在非典最嚴重的2003年二季度GDP僅下跌0.5%；當年香港零售業連續數月跌幅一成多，目前跌幅則在兩成左右。

雖然香港經濟萎縮，但整體而言，離「谷底」還早得很。受重創的旅遊業，其實只佔香港GDP的4.7%。

原因是佔比最大的貿易和金融受影響有限。貿易雖受中美貿易戰影響，但跌幅還維持在個位數；金融領域甚至還迎來阿里巴巴在港上市，募資額史上第三，使香港今年的IPO總額有機會登頂全球第一。

2003年非典使香港失業率激增至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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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及「谷底」，但長遠來看，隱憂已現。

非典疫情對香港經濟的打擊是短暫的，當年最難過的二季度過去後，三四季度迎來4%和5%的反彈，使全年增幅達到3.3%，甚至比疫情之前的2002年還要高。 與此相比，當前香港經濟面臨的困境則顯得更長期。

「香港在多個方面都面臨困難。」安德思資產管理公司董事總經理陸修泉（Brock Silvers）分析認為，在外部，中國經濟放緩、貿易戰等會拖累香港，但是暫時的；在內部，香港與中國內地緊張的政治關係和社會情緒，引發社會動蕩，使很多外國公司不願投資香港業務或設立子公司，如果這些投資流向其他地方，金融領域的高質量工作會流失，香港將變得無關緊要。後者才是對香港繁榮真正的威脅。

「香港需要記住，金融行業的流動性很高，如果動蕩變得過於極端，或者中國介入的方式過於激進，新加坡會仍然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選擇。」

不祥的苗頭似乎已經出現。高盛一份報告稱，在六月到八月間，已有大約40億港幣存款從香港轉移到新加坡。反映商界信心的採購經理指數（PMI）也從七月的43.8，進一步降到40.8，該指數低於50即代表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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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貿易一半左右來自中國內地，新加坡則更加多元，與中國貿易佔14%左右。

經濟下滑折射結構困境

香港經濟無論是狂飆之時，還是沒落之際，總會被拿來與新加坡比較。

兩個經濟體相似點很多——數一數二的國際金融中心、擁有亞洲頂尖大學、擁有亞洲最大的法律服務體系，以及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口。

但兩者的不同點更明顯——香港服務業佔比逼近99%，幾乎沒有工業；新加坡GDP中則有26%左右的工業，佔比仍相當可觀。

新加坡的工業主要集中在電子製造、生物醫藥、石油化工等高端製造業。這些產業往往能創造出大量的工程師、管理職位，在就業市場屬於優質職位。

相比之下，香港佔比18.9%的金融行業，僅創造6.8%的職位，專業服務領域創造14%的就業崗位。而2003年後香港失業率高居8%，其後中國內地開放「自由行」，旅遊業迅速膨脹，創造出大量新增就業，但它們大多集中在零售、酒店、餐飲等行業的低端職位。對於香港年輕人而言，畢業後擺在面前的選擇大多是這些低端職位。香港工作月收入中位數在1.7萬港元左右，新加坡為2.5萬港元，差距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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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發展製造業上並不是沒有機會。上世紀後半葉，香港經濟的快速發展得益於輕工業，比如首富李嘉誠靠製造塑料花起家。工業產值一度佔據香港GDP的近三成。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中國改革開放正處於快車道上。「資本開始自然選擇，香港輕工業逐漸北移到營商成本更低的珠三角區域。」胡榮表示。

但香港並未立刻放棄製造業，而是試圖對其進行產業升級。1999年，從台積電離職的張汝京和漢鼎亞太風投徐大麟希望在香港推行「矽港」計劃，但彼時香港輿論質疑實為「炒地皮」，港府最終沒有撥地。與此同時，上海以近乎免地租和五年免稅的優惠措施，吸引這一計劃落地，建立「中芯國際」。目前已發展成擁有七個工廠，市值500億港幣的晶圓生產商。

胡榮認為，對於香港而言，錯失這個項目是一次很大的失誤，這些高端製造業原本可以為香港科技背景的高學歷學生提供大量優質的工作崗位。

錯失工業升級的香港，在港府「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指導下，盡量不干預經濟。新增利潤溢出到地產行業，地價不斷高企，發展工業的成本變得更加高不可及。

這種經濟模式下，香港年輕人面臨低端工作和高樓價的雙重擠壓。2017年香港年輕人（18至29歲）中貧困人口達到12.2萬，貧困率為12.4%。而高房價、高物價和助學貸款成為年輕人三個最繁重的負擔，不高的薪水很快被消耗殆盡，由此進入「窮忙」的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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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智文：解決房屋問題可平息風波香港經濟的未來

新加坡的高端製造業香港沒有，香港的金融行業又可能被替代，香港的經濟前景在哪裏？

持續半年的示威活動，繼續激化香港與中國內地之間的負面情緒和政治矛盾，使香港經濟的前景更加堪憂。

如何轉型的問題，香港早就有所考慮。在經歷2008年金融海嘯的重創後，香港政府也曾思考產業單一化的弊病。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提出發展六大優勢產業的計劃，包括文化及創意、教育、醫療、環保、檢測認證，以及創新科技。但這六項產業發展並不順利，十年過去，它們在GDP中佔比依然處在個位數。

香港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蔡洪濱則撰文指出，香港支柱的金融服務和貿易物流在數字革命的去中介化下，難以為繼，而在科技創新方面數據、市場和人才方面香港都沒有優勢，因此，香港未來應轉型發展以醫療、教育、文創為主的高端服務業。而要釋放這些產業的供給能力，導入國際需求，需要政府大力進行制度創新。

胡榮也認為，香港在服務行業對比其他城市非常有優勢，這些優勢自然也可以推廣到教育和醫療產業，發揮這些產業優勢，再加上緊鄰粵港澳大灣區的潛力市場，如果實現轉型，香港的經濟困局將會慢慢紓解。

山米

新加坡會取代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嗎

如果你8月來到香港，除了可能感受街頭飄蕩的催淚煙，還會驚訝於超值的酒店價格。在寸土寸金的維港之畔，一間四星級的酒店一晚的價格可能只有200港幣。

如果你改道去新加坡，卻很可能一房難求。新加坡的酒店入住率達到93.5%，創下14年來的新高。

香港和新加坡曾經同列「亞洲四小龍」，規模相近，崛起於一個年代，多年來，兩城漸漸形成競爭之勢。

今年6月，香港發生「97以來最大危機」。輿論上不斷浮現一個問題——新加坡今後是否會取代香港的亞洲金融中心地位？

什麼成就了金融中心

新加坡與香港纏斗多年，兩者都具備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必備條件。

「香港和新加坡都曾經有過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經歷, 有著高效的營商環境和累積多年的貿易經驗及伙伴」，香港中文大學助理教授胡榮表示，因此兩城是一直是爭奪亞太區域金融中心的競爭對手。

新加坡國立大學經濟學系教授胡光宙梳理出兩城共同具備的三個優勢：

一、健全、透明、高效的法律制度；

二、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士；

三，世界級的機場，港口等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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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 法律：全球第四大仲裁機構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
  
  
• 教育：兩所大學亞洲排名TOP2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
• 設施：2019全球最佳機場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
  
  

香港和新加坡法律體系相似。同為前英國殖民地，兩個城市都繼承了英國普通法體系，與國際通行法律體系接軌。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調查發現，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是「歐洲以外最受歡迎的首選仲裁機構」、全球第三大仲裁機構，以及進步最快的仲裁地。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緊隨其後，排名第四，進步程度僅次於前者，位居第二。

兩城還具備卓越的人才優勢。今年公布的QS世界大學排名中，四所香港的大學入圍全球前100名，排名最高香港大學（25名）；新加坡入圍兩所，但排名靠前，新加坡國立大學排名11，南洋理工排名12，為亞洲排名最高的兩所大學。兩座城市的大學質量和密度，亞洲罕有。

機場作為國際交通最重要的設施，國際航空運輸評級組織Skytrax發佈的2019年度全球最佳機場排行顯示，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排名全球第一，香港國際機場全球第五，成績都十分耀眼。此前，香港國際機場多年蟬聯全球最佳機場，近年來屢被新加坡超過。

分析人士指出，相比於中國內地，新加坡和香港還具有一項重要的優勢，就是透明、寬鬆、迅捷的信息流通環境。無論是官方發佈的統計數據、媒體的話語空間、智庫等機構的生存和研究環境，對於一個金融中心而言都至關重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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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 法律：全球第三大仲裁機構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 教育：4所大學入圍全球TOP100HKU, CUHK, HKUST, CityU
• 設施：全球最佳機場第五香港國際機場
  
  

香港的優勢

雖然，新加坡和香港常年以來都在爭奪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在高淨值人士的眼中，一直以來勝者都是香港。瑞信（Credit Suisse）報告稱，在香港財富超過1億美元的高淨值人士有853人，這個數字是新加坡的兩倍。

在更宏觀的層面，英國智庫Z/Yen發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更具參考價值。

從2007年起，該指數每半年發佈一次，目前已發佈25期。

從發佈之日起，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第一和第二名一直在紐約和倫敦之間換手。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情況相似，第三名和第四名也一直在香港和新加坡之間交替。大多數年份，香港都是第三名，並曾在2010年、2011年、2012年三年間大幅領先新加坡；新加坡在2015年和2016年小幅超過香港。

不過香港在2017年再次奪回榜眼的位置，並在2018年和2019年初逐步拉大與新加坡的差距，穩固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2018年初時，香港GFCI評分上升27分，大幅超過新加坡。

至此，「紐約-倫敦-香港」三個金融中心，分別對應美洲、歐洲、亞洲三個地理區域，三大全球頂級金融中心的格局形成。

香港似乎已經在與新加坡的纏斗中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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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聯繫人」

香港的領先，與兩城迥異的發展路徑有關。

胡光宙認為，兩者之間最大的不同在於香港依托於中國大陸這樣一個世界第二大且仍然在以較高速度增長的經濟體，這是新加坡所沒有的。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表示，羨慕香港依托中國內地的地理位置。

香港金融業受益於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胡榮稱，香港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完備，透明度極高，靠近大陸，大陸公司更傾向於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而且重視中國內地市場的跨國公司也常將亞太區域總部放在香港。

2015年，香港想放大自己這一優勢，提出作中國內地與世界的「超級聯繫人」定位。

「超級聯繫人」的定位，從外國直接投資（FDI）一項可見一斑。

官方2017/18年度的數據顯示，在中國內地全年所獲得的1250億美元的外地直接投資（FDI）中，990億通過香港流入，佔總外商投資額的80%。

專注研究全球經濟的智庫PIIE稱，截至2018年底，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在香港的存量達到6220億美元。這一數字大約相當於香港同年GDP的170%。這代表著大量內地企業通過香港投資全球，其中還包括越來越多中國央企。96家中國央企中，有50家央企旗下至少有一家子公司在香港聯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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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鄰中國內地成為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優勢，也成為最大的潛在風險。6月，因反對向中國內地引渡逃犯，爆發大型示威抗議活動。

香港的風險

然而，香港最大的優勢恰恰是它最大的潛在風險。

7月中旬，香港示威抗議活動不斷升級，路透社的一則消息並未引起太多關注——一位香港金融顧問稱，其客戶是一名商界大亨，擔心自己的政治立場會曝光，已把香港花旗銀行賬戶中的1億美元轉移到新加坡。

參與這筆轉賬的金融顧問稱，聽說還有其他人在這麼做，但是沒有人會大張旗鼓地宣佈轉移。這些人擔心，中國政府觸及他們在港資產的門檻大大降低。對這些大亨而言，新加坡是轉移資產的理想目的地。

新加坡採取的是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胡榮稱，新加坡因為其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經濟模式，必須周旋於美中印、東南亞，及其他經濟貿易伙伴之間。在加上其獨立地位和精英治理方式，使新加坡更注重發展多邊貿易，更加注重商業效率。

在動蕩的局勢之中，這種定位或許成就新加坡相比香港更強的競爭力。雖然李光耀曾說羨慕香港的地理位置，但他也說過，新加坡對香港最大的優勢就是北京管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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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貿易一半左右來自中國內地，新加坡則更加多元，與中國貿易佔14%左右。

此外，還有經濟學家認為，動搖香港未來競爭力的還有其管治水平。胡榮稱，香港特區政府的規劃一直被立法會牽制，很多好的理念或方案很難執行，長期被利益集團和部分民意綁架。後果是失去很多發展機遇，缺乏長遠規劃，有利民生的長遠政策得不到通過與實施。而且房價高企，商鋪租金吞噬了收入中較大比例，使得中小企業較難生存，普通民眾平均生活水平下降，加劇民怨，進入惡性循環。

「長遠來看，如果香港決策體系沒有結構性改變，很難與高效率的新加坡競爭，其金融中心地位很可能會被部分取代。」

胡光宙則表示，香港作為一個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在中國企業海外融資，離岸人民幣業務等方面有獨特的優勢，這種優勢是建立在香港和大陸之間緊密的經貿往來和地緣關係的基礎上的，這種優勢很難一朝一夕改變。

也有觀察人士稱，香港和新加坡不斷競爭，但可能未來花落第三者。趁兩城都不注意的時候，上海可能已經突然崛起。在國際金融中心指數排名上，上海在2018年悄悄超過東京，距離第四名新加坡的得分所差無幾，如果中國推出超常政策放寬限制，上海或許是兩城應該共同擔憂的競爭者。